山东出国留学生的教育活动分析

在中国新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国留学生既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又是新式教育的主要师资来源。出国留学生归国后，大多从事教育工作。他们或担任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骨干，或执掌教育行政机关，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末山东派遣出国留学生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师资问题。为此派学生出国留学日本，学习师范。这些学生回国后，都被派往各学校充任教员。因此，辛亥革命前后，留日学生是新式教育的主体。以山东法政学校为例。1909年，山东官立法政学校18名教员中，留日学生有15人，占83.30/0 0 1912年到1915年山东公立法政学校专门学校的30名教师中，只有2人毕业于国内法政学校，其余全部毕业于日本高等学校的法政系科，占93.3%。其它学校大同小异。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王朝俊、宋绍堂、杜坦之、丛涟珠等还担任山东省提学使，胡家祺担任山东教育司司长。在留日学生的努力下，山东教育发展迅速。1912年全省小学5,155所，学生数114,362人;到1922年，山东设立的小学校已达23,522所，在校学生777,771人，仅次于山西位居全国第二。210年间，学校数增长近5倍，学生数增长6倍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欧美出国留学生开始在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的教学上占有一席之地。以1922年成立的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为例:12名教职员中就有4名英美出国留学生。早期出国的李方琼、唐恩良、林济青、孙炳炎在此任教。到二十年代末，欧美出国留学生开始执掌山东的教育行政，承担高校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成为推动山东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1928年6月，何思源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荟萃了一批青年教育人才于教育厅，其学历之高，前所未有。

13名成员中，出国留学国外著名大学的就有9名，所以有人称为“出国留学班子”在何思源领导的“出国留学班子”的努力下，山东教育经费(分为省与县市两部分)持续增长，1931年省教育经费为2,374,839元，到1935年时达3,142,315元县市教育经费也由2,891,568元增长到5,027,981元，2六年中，全省的教育经费增加了近290万元。不断增长的经费使各级各类教育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方面，重建山东大学，并设立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和山东乡村建设专科学校;中等教育方面，调整学校布局，使全省中等学校均衡发展，到1933年时全省中等学校达160所，在校学生数27,893人:初等教育方面，注重义务教育，扩大办学规模，到1936年，初等学校达42,174所，在校学生1,901,868人，‘与1931年的1,211,787人相比，增加了接近80万人;社会教育方面，设立民众馆、教育馆，创办图书馆等机构。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山东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十年代，大批欧美出国留学人员回国，逐渐成为高校教学、科研的主要力量。以山东大学(当时名为青岛国立大学)为例:1929年开始筹备，何思源、王近信、彭百川、杨振声、赵畸、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都是筹备委员。杨振声和赵畸先后担任校长。他们聘请一批名流到校任职、任教，学校学术气氛浓厚，使山东大学在许多研究领域与国内著名大学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海洋生物学方面，不少新发现被世界生物学会登记，其中杨振声氏蟹、赵畸氏鱼、曾省氏蟹斗为世界首次发现，并以校长、系主任名氏命名。“

众多山东籍出国留学生在省内外的其它高校执掌教鞭，担任领导工作。如中国近代无机化学的开拓者高崇熙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为筹建清华大学化学馆倾注全部心血。著名电子学家毕德显，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大连大学、解放军通讯学院从事教育和领导工作，负责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被誉为“中国军事通讯工程教育的奠基人”。力学家刘先志，先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教务长、山东工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昆虫家萧彩瑜，历任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主要从事昆虫分类学的研究。航空工程学家丁履德，先后任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教官，西北工学院、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核物理学家王普，先后任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其他如孟云桥、束星北、李干臣、张维正等均在国内高校任职。